甘肃石家墓地发现大量东周时期墓葬出土2件原始瓷器

新华社兰州10月4日电(记者梁军)记者近日从甘肃省宁县石家墓地考古现场获悉,考古人员在该墓地发现大量东周时期墓葬,新出土一批金器、原始瓷器等珍贵文物。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考古人员已在石家墓地清理东周时期墓葬26座、车马坑3座、祭祀坑1座。墓葬均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多置棺椁。墓地层级结构信息基本清晰,大致可分卿大夫、士一级及平民阶层三类,葬式多为屈肢葬,少量为仰身直肢葬。

“两周时期是金器铸造工艺的重要节点,我们在石家墓地发现有铸造的金器,纹饰有中原流行的夔龙纹、兽面纹,这是继三门峡虢国墓地、山西晋侯墓地、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之后的重要发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永安说。

此外,考古人员在墓葬M6外棺盖板上发现2件青瓷器,釉色斑驳不均,口沿露胎,其中1件釉色灰暗。“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原始青瓷在南方达到鼎盛时期,而在北方地区几乎绝迹。这次在墓地发现原始瓷器,意义重大。”王永安说。

石家墓地随葬品出土丰富,组合上分铜礼器、车马器、兵器、丧葬器。墓主人近身兵器被有意识地折断,这种习俗符合周人墓葬的特点。考古人员介绍,石家墓地主体文化面貌呈现出周文化的基本特征,另发现有秦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上世纪60年代,石家墓地被发现。本世纪初,石家墓地大型墓持续被盗。201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石家墓地抢救性发掘。

河南有个不起眼的小城市却是全国的瓷器之都名字总被人念错

说起河南境内的城市,大家肯定都会想到像郑州、洛阳、开封、平顶山这样的大城市,不过也难怪,这些城市无论是名气还是发展,都在省内遥遥领先,自然是大家所关注的对象。不过近几年来,随着河南经济的不断提升,很多城市也开始崭露头角,进入到了大家的视线之中。

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境内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虽然它的名气不是很大,但它确实全国瓷器之都,只是名字总被人念错,可能已经有朋友猜到了,这个城市就是“禹州市”。禹州市是省内的一个县级市,目前由许昌代管,它的面积不大,只有1461平方公里,人口也不多只有111万人,但是这里的经济却非常好,达到了903.8亿元,人均收入8.14万。

这个数字如果跟南方的那些发达县城比,确实是不足一提的,但是在河南乃至于北方境内,这都算是一个不错的水平了,那么禹州市究竟是如何做到这样发达的经济来呢?熟悉禹州市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境内的磁器工业水平在全国都是领先水平,只要你来到禹州市,你就会发现街边大大小小的店铺,很多销售的东西都是跟磁器有关。

也正是因为磁器,才让禹州市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当然,单靠磁器禹州市也不能如此发达,除了磁器外,当地的旅游业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境内的神垕古镇、钧官窑址博物馆、大鸿寨、中国钧瓷文化园、白沙湖等景点,都是省内比较知名的旅游景点,每年都能吸引游客到此参观,也为境内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尽管现在的禹州还不是什么知名城市,但是小编相信,随着河南的逐渐走强,禹州也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或许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禹州就会成为像昆山市那样的地级市。

佛渡石门村发现宋元时期瓷器碎片

500年前的双屿港曾一度被史学家誉为“十六世纪的上海”,但确切的位置在哪里有很多说法。前几天,省、市考古队在位于双屿港区的六横佛渡石门村美女地发现了宋、元时期的精美瓷器碎片。市文物办负责人表示,如果这些瓷器碎片确认与双屿港遗址有关,那将是一次重大发现。

4月25日~29日,我市水下考古工作站和省、市考古队员联合在六横镇佛渡社区石门村美女地进行了考古试掘,在10米×2米的探方里发现了两座叠压清晰的古代房基,第1期房基约为晚清居住遗迹,第2期房基距地表深70~80厘米,被第1期房基紧紧叠压,基层有龙泉窑、越窑、吉州窑等宋、元时期的精美瓷器碎片。

据国内研究双屿历史首屈一指的专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德教授介绍,双屿港市场最早是由中国海商开辟的,这里地处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对海外贸易的要求迫切。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那个时期(1524~1548)的双屿港曾一度成为亚洲最大、最繁华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市场,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从这里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各地,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

市文物办负责人邓进平表示,历史上的双屿港具置一直有争议,到底是在佛渡岛附近还是在六横岛附近,各有说法,一直没有实物佐证。一般认为,双屿港的地理位置在六横岛西岸与佛渡岛东岸之间的水道,对面就是著名的国际深水港宁波—舟山港区的梅山港,地理位置优越。这一带港湾曲折,山抱水绕,易于船只隐蔽出入,处于国际航线与中国大陆连接点。

考古发现所在地石门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西北朝向,地处双屿港区,正对梅山港,与宁波咫尺相望。美女峰山峦连绵,美女地在美女峰山脚下,台地宽旷,岙门宽阔,藏风纳气,比较适合古代人类居住和航海贸易活动。

此外,考古队员还在距发掘现场西北100米左右的荡田中,探明了1处长约200米、宽2米、距地表深60~80厘米的古代石构夯土建筑,在距发掘现场西北500米左右的长河里采集到一批青花瓷片建筑构件。估计整个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

道光25年贡酒一斤25万元 窖贮时间最长的穴藏贡酒

本报讯(记者成因通讯员佳怡)道光廿五年贡酒,1斤2·5万元!“中国嘉德2003广州夏季拍卖会”将于7月6日在广州白天鹅宾馆拉开帷幕。全场除650余件中国书画、油画、瓷器等拍品外,还首次拍卖100公斤穴藏一个半世纪、估价在1·8万—2·5万元/斤的道光廿五年贡酒。另外,清晚期佚名油画《官员像》(尺寸:90×65cm,估价150万—200万)列为本届拍卖会估价最高的拍品。

据广州嘉德方面介绍,“道光廿五年贡酒”限量专场拍卖会是广州首次贡酒专场拍卖,是继1999年中国嘉德在北京成功拍卖该酒后,第二次上拍场。

据说该酒1996年在辽宁省锦州市发现时香气怡人,箱内为宣纸裱糊,并有满、汉文字标识,依稀可辨“大清道光已已年”字样,并记载有酒坊合伙人姓名、作坊号“同盛金”等内容。“道光廿五年贡酒”经国家文物局等单位鉴定属清代道光年间“同盛金”烧锅遗迹、遗物。而史料记载,建于清代嘉庆六年的“同盛金”烧锅属皇封作坊,曾为贡品。

1998年,这个穴藏一个半世纪的贡酒被英国伦敦基尼斯总部认定为世界上目前发现的窖贮时间最长的穴藏贡酒,被列入世界基尼斯大全。本专场公开拍卖“道光廿五年贡酒”100公斤,每500克估价在1·8万—2·5万元人民币之间。

据广州嘉德方面介绍,此次中国油画专场推出103件拍品,在数量上为历届之最,并首次征集到一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油画。其中清晚期佚名的《官员像》(尺寸:90×65cm)列为本届拍卖会最高估价150—200万元。该作品中端坐的男子,头戴一眼花翎,身穿貂皮大氅,悬挂朝珠,显然是位有品级的清朝高官。画中人物脸部和手部描绘十分细致,衣饰颇具质感。可见作者具有扎实的写实能力与熟练的绘画技巧,并很好地将中国绘画技法融入其中,是一幅堪称上品的油画人物肖像画。

上海租界是什么来历?

那么呢,当时的上海道台宫慕久,根据英国人的要求,商谈之后,把上海县黄浦江河滩上的一块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

当时,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

“……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可见,原来是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聚居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求“永久相安”。

道光皇帝“永久相安”四个字,说得轻轻松松,但是落到地方官的肩膀上,变成了沉甸甸的政治任务,当时宫慕久认为: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

也就是说,上海租界的出现,一方面源于英国殖民者的要求和压力,另一方面也跟清政府的颟顸无能,有很大的关系。

从陕西走出的清代军机大臣也曾抱怨当京漂太苦连骡车都买不起

“达仁巷”,位于蒲城县政府西约三四百米的一条小巷子,几乎所有来蒲城旅游的游客都会探访这条小巷,因为,蒲城最有名的名人故居和最有价值的清代民居都集中在这里。

蒲城地处渭南,是关中平原上一座有着1500余年历史的老县城,在县城中部,以县文化广场、县博物馆为中心的方圆2平方公里的范围,属于蒲城古城的老城区。

达仁巷地处老城区的偏西北方位。从县博物馆,沿着蒲城的东西中轴大道“红旗街”往西走几百米,就能看到达仁巷的入口,巷口处一座砖瓦房的侧墙上,张贴着醒目的旅游广告牌,告知我们,走进去后,里面有蒲城县的“廉政教育基地”——王鼎纪念馆和林则徐纪念馆。

虽不是公职人员,没有接受廉政教育的必要,但出于对老城历史的好奇与向往,逛完县博物馆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离开主街,走到了小巷深处。

我脚下这条南北方向的小巷子就是“达仁巷”,据说其原名“大人巷”,形成于清代。

它的形成还与一桩邻里纠纷有关。清道光年间,王鼎在京为官,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氏一族成为县城的名门望族。一次,一位邻居因为庄基地和王家起了纠纷,王家人一怒之下修书一封给王鼎告状,王鼎见信后,并没有因为自己官大而给家人撑腰,而是告知家人“让他几尺”。

遵照王鼎的意思,王家人让出三尺庄基,邻居被感动,也退让三尺,于是便形成这条达仁巷。

走过新修的停车场,即将抵达王鼎纪念馆时,在两条巷子的交叉口,坐落着王鼎家祠,家祠靠近巷子一边的墙角处,还能看到一块长方形的石刻,上面刻着10个字:“墙外余地三尺,栽树五株。”

家祠,是旧时一个家族为祭祀祖先而修建的祠堂。王鼎家祠是清代建筑,为蒲城县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从外观看,青砖花瓦,比一般的民居庄严气派得多。但因为现在里面还住着王氏后人,属于私宅,所以并不作为旅游单位对外开放。

嘉庆元年(1796),中进士入翰林院为编修,后历任工、吏、礼、刑、户各部侍郎、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兼顺天府尹、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等。

他一生最主要的事迹有4项:一是道光七年,新疆张格尔在英国支持下叛乱,时任户部尚书的王鼎出色完成保障军需的任务,有力支持了平叛成功,被加封太子太保,绘像于紫光阁。二是有效整顿天津长芦盐务,两淮盐政,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三是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70多岁的高龄赴河南治理决口的黄河,被加封太子太师。四是支持林则徐禁烟,并因此付出了生命。

支持林则徐禁烟阶段,是王鼎的生命绝响。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1840年,第一次战争打响,朝堂之上,主战派和主和派针锋相对,在英国军舰的持续攻击下,道光皇帝最终倒向主和派,而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发配。

对英和议在即,割地赔款条约将要签订,王鼎屡屡劝说道光帝抗战,引起“上怒”,万般无奈,他决心以死相谏。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初八,王鼎写下遗书,在圆明园寓所自缢而死。遗书写着“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穆”指穆彰阿,“林”指林则徐)。

可惜,这封遗书最终也没被道光帝看见,而是被主和派穆彰阿的亲信从王鼎儿子手中以威逼利诱的手段获得。被道光帝以为“暴病而亡”的王鼎被追赠太保,谥文恪,入祀贤良祠。

蒲城达仁巷的王鼎纪念馆据说是王鼎的出生地,是1997年由王鼎第六代后人、王菊人之女捐赠给国家,用来开办王鼎纪念馆的。

走进去后,可以发现这处纪念馆应该是翻新的仿古建筑,前后三进院,里面陈列了许多与王鼎有关的文物资料,包括其家谱、写给家人的书信等,王氏家族的墓志、墓碑,朝廷的谕赐祭文碑,王鼎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的晋赠诰封碑,道光皇帝亲自为王鼎书写的寿匾等等。

纪念馆里有王鼎的雕像,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头形象,身着官服,身形瘦削,一手背后,一手按案,眉头深锁,目光投向我们看不到的远方,似乎还在为大清揪着心。

走进展馆,玻璃柜里老家谱引起了我的注意,“始祖讳信,字好古,其先太原人,官宜君县教谕,因宋南渡,家于蒲城尚义里。”原来其祖上是山西太原王氏,难怪有资料说王鼎与韩城的那位状元王杰是同族,王杰祖籍也是山西太原。

现在再看古人,总会觉得他们的形象遥远而呆板,可是王鼎早期的一封书信让我看到他普通人的一面,这是他中进士后初到翰林院供职时期写给家中小弟的一封信,那时,王鼎还年轻,信里,他苦恼于京城高昂的物价,抱怨生活困窘到连一辆骡车都买不起:

“兄自去岁病后,精神总觉单弱不振。若另买一牲口(他曾咬牙买过一辆骡车,可不久后居然被盗),总得七八十金,大非易事。且京况太苦,养车费力,不如其无。现在兄出入拜客总是步行,上馆上衙门则雇一小驴车而已。”

买不起车,养不起车,这境况好像我们这些苦逼的现代人啊。好在他后来步步高升,直至位极人臣。

但他去世时,仍是家无余财,以清正廉洁享誉一时。一个曾帮皇帝管理“钱袋子”的人,能做到这个程度,他的品质和操守真的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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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1936年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率部渡过黄河东征、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的战役中,左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获悉这一噩耗后,无数干部群众扼腕叹息,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同志为刘志丹烈士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2019年7月30日,“记者再走长征路”活动来到位于神木市天台山的“刘志丹东渡纪念馆”。这是当地一位民营企业家自愿出资375万元于2008年6月建成的,由此可见刘志丹在陕北地区群众心中的威望,“群众领袖”的评价当之无愧。

参观过程中,记者偶遇来纪念馆缅怀刘志丹的当地群众温治利、尚庆华、尚引开。68岁的尚庆华表示,刘志丹率部渡河东征的英勇事迹、红军和当地群众鱼水情深的故事,他们从父辈那里听过很多。51岁的尚引开表示,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刘志丹的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尚引开的即兴演唱,流露出深深的怀念之情。

当时为了防止红军渡河东征,军队扣留了黄河两岸的所有船只。在选定天台山山脚作为渡河点、明确主攻方向后,刘志丹开始派人收集渡船、寻找船工。听说是刘志丹要找渡船和船工,黄河沿岸几十公里的群众都行动起来。有人取出了藏起来的船只,群众自发抬着船送到天台山,很快就凑出了5条船和30多名船工。

渡河前,刘志丹和红二十八军政委等人给全体船工敬了酒。渡河中,船工们非常勇敢,很快就把2000多名红军战士全部渡到了对岸。红军战士先攻下了李家梁的碉堡,然后直捣山西省兴县罗峪口镇,全歼了一个营的守敌。

68岁的神木市贺家川镇温路家村群众温治利表示,他父亲温亮会在刘志丹渡河时才16岁,作为担架队队员身处一线。“听村里人说,当时有的担架队队员没带干粮,还是刘志丹派人送饭给他们的。”温治利说,“打仗那么紧张的时候,刘志丹也没有忘记老百姓。这样的好人,那么年轻就牺牲了,让人觉得太可惜了。”

温治利家现有10亩耕地,主要种玉米和高粱、黑豆、糜子等杂粮,另外还有30多亩山地,种植一些经济林木,家里收入还算不错。“现在吃穿早不愁了。村里修了路、装了路灯,家里通着自来水、用着太阳能,有的村民家里还买了小汽车,日子都好得很!这多亏了,领着我们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我们心里都记着呢。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他说。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是同志带领中央转战陕北时给佳县县委的题词,据考证很可能也是给县委一级唯一的题词。

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佳县人民表现出空前的拥军支前热情。他们毫不保留地拿出了粮食、猪羊,甚至粮食种子、猪羊幼崽,或者牛、驴等牲口,全力以赴保障供给。为了支持战局,佳县人民一年7次上交公粮,作出了巨大贡献。人民群众之所以这样全力支持,背后的原因正是我们的党和军队“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既是同志对陕北人民、佳县人民支持战局的充分肯定,也鲜明地表达出一个意思——无论形势怎样变化,中国永远都要代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永远都要走群众路线。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以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杜朋举)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民族英雄吉鸿昌:恨不抗日死

新华社郑州9月2日电(记者韩朝阳)走进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烈士纪念馆,“民族英雄吉鸿昌”七个大字映入眼帘,这是同志为纪念吉鸿昌写下的题词。已在纪念馆工作10年的讲解员张艳娜说:“每天都有群众到纪念馆参观展览,缅怀先烈,吉鸿昌烈士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扶沟县人民,他的事迹在中国广为流传。”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是员、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因家境贫寒,只间断地念了两年书。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人称“吉大胆”。1930年9月,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后,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他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对“围剿”红军态度消极。

1931年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其出国“考察”。临行前,恰逢“九一八”事变,吉鸿昌发电报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愿提一师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未得允许,遂环游欧美,发表抗日演说,寻求国际声援。

1932年,吉鸿昌在上海“一二八”抗战炮声中回到祖国后,随即联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并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组织武装抗日。1932年深秋,在北平加入中国。

1933年5月,在北方组织的领导与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

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斗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随后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4年,吉鸿昌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主任委员,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联络各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并遭逮捕,后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敌人使出种种手段,迫害逼供,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月24日,经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如今在吉鸿昌的家乡吕潭镇吕潭村,他生前建立的学校还存留下几间校舍,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村中小学,在这里就读过的何国治老人回忆起父辈讲述的吉鸿昌的故事时说:“吉鸿昌当军长后回到村里不摆架子,对乡亲们很热情,但说起公事,铁面无私。”

81岁的唐贵知老人曾专门写过讲述吉鸿昌事迹的剧本,在他看来,吉鸿昌的爱国精神和教育理念最值得称道。他说:“吉鸿昌将军在抗日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不仅鼓舞当时国人的抗日热情,这种爱国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扶沟县人民,他回乡创立的贫民子弟学校,让当地穷人家的孩子第一次上得起学,造福了几代人。”

两岸专家学者首度携手举办民族英雄陈化成文化论坛

中新网厦门12月21日电 (记者 杨伏山)民族英雄陈化成历史上不仅在福建、上海及江浙地区有着重要社会影响力,其一生在金门、澎湖以及台湾地区也都曾留下历史遗迹。

21日,首届民族英雄陈化成文化论坛在厦门大学举办,通过研讨、论坛、展览等形式,弘扬民族英雄陈化成廉政、兴文、爱国等高尚人格,以期更好挖掘和研究陈化成历史。这是两岸专家学者首次携手举办陈化成文化论坛。

由福建省民俗学会、厦门市思明区正公忠城隍庙文化传习中心主办的本次论坛,汇聚两岸四地专家学者100余人,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与论坛活动。厦门、金门两地青少年通过“云”合作共同开启论坛活动,分别用诗歌朗诵与战鼓表演表达对陈化成将军的崇敬之情。

陈化成生于福建同安(今福建厦门),曾任台湾总兵、福建水师提督、江南提督等要职。1842年陈化成在上海吴淞口面对英军,拒绝议和主张,坚守炮台,以身殉国。其英勇殉国的事迹感动百姓,百姓尊其为提督城隍,享民间万年香火。

上海,厦门、台湾均曾建有“陈公祠”,台湾和上海宝山命名有“化成路”“化成桥”。如今在厦门思明区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陈化成陵园、厦门市文保单位陈化成祠、厦门市涉台文物陈化成故居等重要文化资源。近年“厦门城城隍信俗”也成功列入思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论坛上,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立足于陈化成在两岸的历史史迹,围绕陈化成所体现的民族英雄气节,从不同研究角度展开研讨活动。

论坛邀请上海陈化成纪念馆前来参会,通过论坛形式将厦门、金门、上海、新北四地陈化成史迹进行联结,多维度展现民族英雄陈化成的故事。

论坛承办机构厦门市民俗学会称,论坛后续准备出版陈化成论文集,通过海峡两岸的多位专家学者全维度地解读围绕陈化成所体现的民族英雄气节。其中许多论文中披露的细节系首次向社会公布:

台湾学者通过翻阅大量史料,证实了澎湖灯塔是陈化成为澎湖副将时与通判蒋镛重修;此外金门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王宏男在开展论文的田野调查中,首度在金门发现两块陈化成署名的匾额。

“疫情没能阻断两岸同胞对民族英雄的景仰。”厦门市民俗学会秘书长李志勇介绍,由热心人士李彩云女士保管的陈忠愍公墓道碑以及陈忠愍公御赐牌坊的石构件原本并不完整,在与厦门市民俗学会副会长、台商洪明章确认时,洪明章认出缺失的部分正是多年前自己收藏的藏品,计划“完璧归赵”,目前相关复原工作也在进行中,预计明年完成。(完)